第二节 百万农民投入减租减息运动
                    (一)

  1941年春到1942年秋,苏中解放区百万农民投入减租减息运动,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1941年11月,在海安召开的苏北临时参政会上,刘少奇同志代表中共中央,曾明确指示说:“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群众运动,主要是农民运动,应把农会放在第一位。”(《关于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少奇同志还提出:农民运动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中心任务,就是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运动。通过“双减”运动,将广大农民动员起来,参加抗战,参加根据地各项建设,使党的组织得到巩固,使统一战线具有更加广泛的群众基础。

  提起减租减息政策,现在的青年同志可能都不太了解,这里不妨顺便交代一下。这个政策是我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外敌入侵,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条件下,为实行全民族抗战的土地政策,也就是一方面减租减息,一方面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1937年2月,在抗战全面爆发前夕,我党为谋求与国民党合作抗战,在谈判中就提出了“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到了1937年8月,鉴于日本侵华战争已全面展开,我党更加明确地提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第一次公开将我党抗战时期的土地政策称为“减租减息”。从没收地主的土地到实行减租减息,这在政策和策略上是一个很大的转变。事后证明,党的这一政策在各根据地实施以后,获得了千百万农民的拥护,团结了各阶层人民共同抗敌。

  我苏中根据地开辟稍晚,故减租减息运动直到1941年春才正式开展。这事一经提上议事日程,苏中农村的群众运动便迅速发展起来。特别是中心区,减租减息运动一展开,便调动起广大农民抗日的积极性,并促进了根据地的党、政权、经济、武装等各方面工作的发展。

  我在东南局工作时,学习过中央关于土地政策的文件,但缺乏实践的体会,认识比较肤浅、零碎。真正对“双减”政策认识有所提高,还是在海安见到少奇同志以后。那时,少奇同志经常找我们几个搞地方工作的同志谈话,有时好像是拉家常,介绍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建设经验,强调我党在抗战时期的各项政策的重要意义,其中就谈到在开辟、建设敌后根据地过程中要认真贯彻“双减”政策,通过减租减息运动把农民充分发动起来。

  少奇同志是很会做工作的。他耐心地、有针对性地向我们苏中主要负责同志阐述我党实行“双减”政策的道理。我印象较深的是,他反复说明减租减息政策与搞好统一战线之间的关系问题。

  抗战期间,我党与一切愿意抗日的阶级、阶层,包括地主、士绅、商人等结成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在农村停止实行“打土豪,分田地”,消灭封建土地剥削制度的做法,实行减租减息政策,以缓和地主与农民的阶级矛盾,做到既扶助农民减轻封建剥削,保障农民的人权和切身利益,改善农民的生活,提高农民生产与抗日的积极性,而对赞成民主改革、拥护抗日的开明地主和士绅、商人,也应保障他们的合法利益,联合他们一致抗日。党实行减租减息政策的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发动群众,依靠广大农民,巩固统一战线。少奇同志反复强调说,关键就在于基本群众是否真正发动起来了。如果仅仅是共产党和地主、士绅、商人的统一战线,而不是广大基本群众通过共产党和地主、士绅、商人结成的统一战线,那还是没有力量,没有前途的。少奇同志还说,由于抗日时期国内阶级斗争的状况发生了变化,我们党暂时在农村采取逐步限制剥削的办法,以兼顾各阶级、各阶层的利益;用减租减息政策改善农民的生活,把广大农民组织起来,才能确立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的领导地位。

  少奇同志特别提到,要注意改善贫苦农民的生活,我当时就有不少感触。自渡江以来,我一直比较注意体察农民的生活。苏中地区水网纵横,农、副、牧、渔都很齐全,盛产粮、棉、生猪、油料、盐、水产,其中棉花产量当时已居全国首位。苏北农村的生活条件虽然比不上苏南,但在全国范围内也称得上“鱼米之乡”了。可是,这里的老百姓一般生活都很贫苦,封建的压迫、剥削使广大农民喘不过气来。他们大多住在破烂不堪、低矮潮湿的茅棚(当地人叫“丁头舍”,是“顶头舍”的谐音)里,进屋时要把腰部弯得很低才能进去。在这闻名全国的棉花产地,大多数农家冬天垫的是稻草、芦席;盖的是满布破洞的硬棉絮。大冷天许多农民衣衫单薄;衣不蔽体的孩子们裸露的小屁股蛋冻得发紫,看了令人心头发酸。种植粮食的农户,吃的是糠菜各半的“糁儿粥”。沿海烧盐的灶民更苦,常常靠“蒿子”(盐碱地上长的野草)充饥。每年春天,成群成群的农民扶老携幼,离乡背井,出外“逃荒”,遇到灾荒年份,常常饿死人。

  农民贫苦的根子在于封建土地制度。苏中农村沿海地区土地特别集中,有些大地主竟占好几万亩土地。为数在千亩以上的地主,则更加普遍。贫苦农民世世代代都是他们的佃户。苏中中部地区和运河两岸土地集中程度稍弱,中农、自耕农占多数,但他们自己土地不够,仍租用一部分地主土地,实际上是佃中农,也受部分剥削。苏中地主的租额较高,如东县有个姓丛的大地主,他的庄园就占地十亩。庄园里养着自卫团和狼狗。他拥有四千亩土地,数百家佃户分布在方圆五六十里中。丛家地主出租的田地,租额高达农民收获量的71%。许多佃户包括佃中农一年辛苦耕作,交完租税,所得无几,连最低限度的生活也难以维持,还得不断应付日伪、土匪的苛捐杂税,什么“田亩捐”、“枪支捐”、“人头捐”、“抽丁捐”、“慰劳捐”等等。日寇侵占地区的捐税更多:“枪支捐”、“壮丁捐”、“扫荡费”、“汽艇修理费”、“招待费”、“区公所月捐”、“翻译官月捐”、“事务员人情费”,甚至还有日伪军“嫖妓费”、“烟土费”……名目多如牛毛,农民不得不负债交税交捐,若再加上高利贷盘剥,岂不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丛家有个伙计葛春荣,从二十四岁起就到丛家干活,起早摸黑干了五十年,最后地主嫌他年老,要他“告老休养”,强行把葛春荣的六亩活命田买去,葛老头一气之下便病死了。偶然有些百姓忍无可忍,纠合起来到衙门里去告地主的状。可俗话说“官府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官司打来打去,最后还是佃农倒霉。海启一带有家姓祝的地主,拥有几万亩土地,世代剥削穷人,愈到后来愈变本加厉,立下“新章程”:除缴原有租额外,租种千步田要再缴押金大洋六十块。佃户们实在被逼得走投无路,于是推派了八个人去评理,评理无结果就去打官司,最后的结果是佃户坐了班房,“新章程”照行不误!有的地主出租土地,附加许多条款,比如逢年过节、红白喜事都要佃户“送礼”,鸡多少、鸡蛋多少都有规定。如果不送,就像借债一样利滚利,几年工夫,光这一条就能逼得你上吊或投河!总之,在苏中地区与全国各地农村一样,残酷的封建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加上连年战乱、兵匪成灾、敌伪掠夺,农村中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对立已经尖锐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因此,为了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迫切需要我党正确处理地主与农民的矛盾,限制地主、富农的剥削程度,改善农民的生活,以解决他们起码的吃穿住问题,这样才能调动广大农民抗日的积极性。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实行减租减息政策,既可满足农民的基本要求,又不过分触动地主的利益,安定农村生活秩序,无疑是惟一能够实行的正确的政策。

  回溯一下历史,“减租减息”并不是我党的发明,而是北伐战争期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党首先倡导的。后来蒋介石曾经提出“二五减租”,但他从未准备实行过。现在我党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真正实现了孙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当时,我们不少干部,也不大懂得减租减息。记得戴为然同志出任兴化县委副书记前,曾经问我什么叫“二五减租”。我告诉他,“二五减租”就是农民向地主交租,一担谷减掉二斗半的意思。这件事后来被当成了笑话。我们既实行了减租减息,同时也要求农民保证向地主按规定比例交租交息,使地主的财产也得到共产党政策的保护,故而不少开明地主也表示拥护。

  少奇同志《关于建立敌后抗日民主政权》的报告,还系统地阐述了我党提出的施政纲领,其中谈到取消苛捐杂税,建立统一合理的税收制度,实行减租减息,征纳公粮等抗战时期特定条件下的经济政策,得到与会十四个县三百多位代表的热烈拥护。会议把实行减租减息和保证交租交息写进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的《施政纲领》中,并得到会议一致通过。这是我们在苏北运用民主政权形式第一次公布减租减息的法令。我记得很清楚,这个文件经过反复琢磨,从起草到改定,研究讨论过十三次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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