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桥头堡上播火种
                    (一)

  从嘶马出发向北行进,我们马不停蹄直奔目的地塘头。

  塘头东距泰州城十余里,是一个不大的集镇。我第一次踏上苏北土地,面对这热火朝天的新天地,感到既新鲜又亲切。

  1938年1月,遍布南方八省十五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编成新四军,毅然开赴抗日前线以来,取得了大小百多次战斗的胜利,如今我军向北发展,又揭开了历史新的一页,怎能不叫人感奋!抗日战争爆发之初,我正在皖南工作,担任中共中央东南局青年部长。1940年6月,东南局指派宣传部长薛尚实同志和我赴苏皖区党委巡视工作。我们接受了任务,随身带着东南局给苏皖区党委的指示信,急匆匆地赶赴江南指挥部和苏皖区党委(即苏南地区)机关所在地——溧阳县城西北的水西。一到目的地,我立即去看望陈毅、粟裕、刘炎、钟期光等同志,得知陈毅同志召集苏南十多县的县团级以上干部开会,及时传达了党中央发来的《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的电报,即“五四”指示。广大干部听了传达,受到莫大鼓舞,纷纷表示要坚决遵照中央的指示,不再顾忌国民党顽固派的种种掣肘,甩开膀子大干。

  向陈毅同志告别后,我到苏皖区党委机关,会见刚刚到任的书记邓振询(仲铭)同志。当我了解到太湖地区刚开辟不久,工作头绪纷繁,就主动提出到那里去帮助他们搞好开辟游击区的工作,我在那里工作了一个多月。

  新四军主力部队挺进苏北,是在抗日战争的第三个年头,而现在我也终于踏上了苏北大地。从嘶马到塘头,沿途到处都是抗日的标语,学校、操场传出抗战歌声,一队队新四军战士、各种打扮的民运工作者、送军粮的农民、查路条的儿童团员,来来往往,热闹非凡。我们强烈地感受到,确实已进入了抗战烽火正在燃起的阵地。

  如果说扬中和新老洲是新四军向北发展的跳板,那么,江都沿江方圆几十里就成了我军渡江北上的桥头堡,塘头就是其中之一。我们到了塘头,首先遇见了苏北特委书记韦一平同志和副书记兼江都抗日民主政府县长惠浴宇同志。惠浴宇是苏北抗日民主政权委任的第一个县长。我顾不上休息,拖住韦、惠两位就扯起来。特委的同志不知从哪里搞来几个西瓜,于是我们就边吃边谈,话题是苏北的斗争情况。

  抗战爆发后,由于国民党蒋介石的消极防御,望敌丧胆,一两年间就使苏北大片土地落入敌手。仅1937年底至1938年初,短短几个月,扬(州)泰(州)地区大多数重要城镇都成了沦陷区。日军所到之处,奸淫掳掠,实行“三光”政策。仅扬州万福桥、江都仙女庙两地,日军一次就杀害无辜群众千余人,使和平的村庄顷刻间变为废墟。提起日军凶残的暴行,不由使我联想起在渡江前不久,听到一个从南京大屠杀中侥幸逃生的人的口述。那人说,南京陷落时,燕子矶聚集了十多万同胞,准备由此渡江逃往苏北,但船只无多,一时无法渡离。不料日军入侵南京的先头部队赶到燕子矶,把难民赶到沙滩上,架起数十挺机枪,肆意扫射。顿时,尸体漂流江面,把江水也染红了。积尸直至第二年春夏还无人清理,恶臭气味远达数里之外。那人又说,1937年12月23日,日军用数十辆大卡车,载千余无辜老幼男女到沙洲,先掘好一个个大坑道,然后把这些人一律推下活埋,哭喊之声,惨不忍闻。当我初听到这些饱含着同胞兄弟姊妹血泪的惨剧,有好几夜难以入眠。

  现在苏北人民特别是爱国青年已经纷纷行动起来,抗战热情十分高涨,他们以各种形式宣传抗日,开展救亡活动,踊跃参加新四军。有些爱国青年和爱国军人,受到我党的影响,自发组织抗日游击队。在江都、高邮境内,有陈文组织的队伍;在泰兴、靖江境内,有陈玉生带领的队伍。这些自发组织的抗日武装,人数不多、枪械缺乏、战斗力也不强,而且由于他们无所依附,即使在国民党政府的歧视和压迫下,仍然不得不借用国民党部队的番号。但他们却多次打击了下乡扫荡的日伪军,这些抗日武装的出现,深深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在1938年6月徐州失守后,苏中大片土地已经陷于敌手,人民群众自发起来战斗,实际上也体现了人民群众以自力更生的方式向畏敌如虎的国民党军队争夺抗日主动权。

  苏北人民要求抗战,国民党顽固派不让人民抗日,这是两股对立的潮流。如果我新四军不挺进苏北,高举抗战旗帜,就无法取得苏北地区抗日的领导权,发动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抗战,更谈不上站住脚跟,创建革命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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