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心交往五十年”——与胡耀邦
  耀邦和丕显都是我党历史上有名的“红小鬼”。在长达半个多世界的革命生涯中,他们同呼吸,共命运,同生死,共患难,结下了深厚的兄弟情意。他们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队伍中的年轻者,他们是中国革命青年大军中的领跑着,他们有着几近相似的成长经历和人生轨迹。

  耀邦仅比丕显年长4个月,两人都出身于普普通通的农民家庭,都是平平常常的农民儿子。1929年,耀邦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共青团,从此投身革命。同年,丕显在家乡参加了毛泽东与朱德率领的红四军,成为一名“红小鬼”。革命之初,耀邦曾任湘东特委、湘赣省委“少共”书记;丕显曾任共青团长汀县儿童局、福建省委儿童局书记。1933年,两人先后调瑞金中央苏区,一同在“少共”中央儿童局工作,同吃同住,朝夕相处。这是他们一生中第一次在一起工作。后来,耀邦担任青年部长、“少共”中央局秘书长等职,丕显担任“少共”中央儿童局书记、“少共”中央苏区分局委员等职。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耀邦跟随毛泽东及主力红军,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丕显跟随项英、陈毅等进入赣粤边游击区,开始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长征结束后,耀邦继续担任“少共”中央局的重要领导职务,丕显则担任中共中央东南局青委书记、青年部部长。在延安召开的共青团全国代表大会上,一个战壕里的两位战友再次相见,分外激动,彻夜长谈。

  解放初期,耀邦和丕显都在基层组织担任了重要领导职务。耀邦任中共川北区党委书记兼行署主任,丕显任中共苏南区委书记兼苏南军区政委。1952年,党中央在考虑新的团中央书记人选时,同时想到了具有丰富共青团工作经验的耀邦和丕显,最后经毛主席提议,此职务由经验更丰富的耀邦担任。耀邦在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十年,之后又“下放”湖南,主政陕西。同样在1952年,毛泽东签署命令,调丕显任中共上海市委第四书记并代理第一书记,在上海一待就是二十三年,“文革”后又“发配”云南,主政湖北。这期间,尽管斗转星移、天各一方,但他们二人一直保持着密切往来。

  1982年10月,在小平同志的提议下,丕显从湖南调北京任中央书记处书记,而耀邦时任党的总书记,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这样,两位携手经历半个世纪风风雨雨的老伙伴,再次在一起工作。

  在大是大非的原则性问题面前,耀邦和丕显从未妥协、退让,历来步调一致。同在蒙难中,他们相互关心,同舟共济。

  1964年底,耀邦担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中共西北局第二书记期间,因强调抓生产,不顺应当时极“左”论调,遭到了指责和批判,吃了苦头。1965年,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叶帅视察陕西,目睹此情景,心疼地说:“陕西肥了,耀邦瘦了。”叶帅打电话给丕显,说了耀邦的情况,并说:“你和耀邦是好朋友,都是‘红小鬼’。”丕显心领神会,马上给耀邦打电话,请他来上海看病,以此放松心情。

  在“文革”期间,耀邦和丕显都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和摧残,但他们始终与丑恶势力作最坚决的抗争。“文革”后期,耀邦多次转告仍在蒙难中的丕显一定要保重身体,要充满信心,要相信问题最终会得到解决的。丕显根据儿子转述的耀邦谈话内容,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很快解除了监禁。之后,耀邦仍经常转达对丕显的关心和问候。

  1975年10月,丕显离开了阴云密布的上海,来京等待安排工作。粉碎“四人帮”后。由于当时“四人帮”阴魂未散,重新出来工作的丕显只有去云南或青海两个选择。耀邦对丕显说:“现在形势还在变化,不可能让你一直在云南工作的。好久没工作了,抓住时机,无论干什么,先去。”于是,丕显毫不犹豫地选择去云南工作。耀邦和丕显的亲密无间与心心相应,从中可窥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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