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怀念丕显同志

沈鸿英 陈虎阁

  陈丕显同志离开我们一个多月了!他那亲切慈祥的音容笑貌,时时浮现在我们眼前,他关心我国保密事业和保密干部的历历往事,常常荡漾在我们心中……。

  丕显同志1982年9月在党的十二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后不久,即兼任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1983年3月又兼任中央保密委员会主任。那时,我国的保密工作正面临着在拨乱反正、恢复整顿之后,如何适应十二大提出的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重大课题。各级保密工作部门和广大保密干部一方面有极大的做好保密工作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对改革开放后保密工作上遇到的和出现的许多新问题感到困惑,迫切希望中央能在指导思想、工作方针原则上给予明确指导。4月,在丕显同志担任中保委主任后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听取了中保委办公室关于准备召开省市自治区保密工作座谈会的情况汇报,当即表示充分支持,指示一定要把会议开好。5月4日,他亲自到会作了长达两小时的重要讲话,给与会同志以很大的鼓舞。他在讲话中高度评价了新时期保密工作的地位和作用;明确提出了保密工作要为党的路线、任务服务,要对四化建设起保卫和促进两个作用;提出了保密工作要突出重点,积极防范,确保核心,群专结合的思想;提出了保密工作要改革的任务;强调了各级党和政府必须加强对保密工作的领导和健全保密组织的要求。会议根据丕显同志讲话精神,写成了会议纪要,经中央书记处批准,由中央办公厅印发全国。这次会议,特别是会议提出并经中央书记处批准的新时期保密工作指导思想,为做好新形势下的保密工作,开创保密工作新局面,指明了方向,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至今仍然发挥着作用。

  党的十二大之后,我国的改革开放全面开展,继四个特区的建立,又提出了开放沿海14个城市。为了研究和解决沿海开放城市的保密工作问题,中央保密委员会批准于1985年4月在广州召开了一次座谈会。丕显同志因脱不开身,不能亲自到会,除指派中保委成员主持会议外,还作了重要批示。他说:“这次会议很重要,开得是及时的。这些地区情况复杂。保密工作尤为重要,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制度上加以保证。”并强调要“在经常进行保密工作教育和检查的同时,抓紧抓好对新情况的研究,取得经验逐步推广。”这段批语再次表达了他对保密工作的重视之情,饱含着他对保密工作为改革开放服务的殷切希望。

  丕显同志领导保密工作,非常注意抓大事,解决关键性的难题。云南省地处我国西南边陲,边境线长,许多地方缺乏自然屏障,境内外人员来往方便,敌对分子和不法之徒常乘机携带毒品入境和窃取我国家秘密文件、情报,八十年代初期,一度成为闻名全国的“黑的进口、红的出口”的地区。省委省政府下决心采取有力措施,予以解决。关于杜绝文件“出口”,省委提出三条措施:第一、加强边境地县的保密机构,增加保密干部;第二、配备必要的车辆,以利及时了解情况,迅速处置泄密事件;第三、增加必要的经费。事情报告到中央保密委员会,丕显同志当机立断,责成我们立即与国家编委交涉。国家编委很支持,特别在下达地县级机构编制时为云南保密部门戴帽下达了200个编制,为云南解决了一个大问题。云南地县保密机构就是从这时建立和加强起来的。经费、车辆问题,丕显同志说了话,地方有关部门也迅速解决了。此事对云南保密工作的加强起了关键性作用。由于上述问题的解决,加上各级党政领导重视,保密部门努力工作,有关部门积极配合,“红的出口”现象很快得到扭转。“黑的进口”的问题,也在丕显同志为书记的中央政法委和云南省委的领导下迅速好转。

  丕显同志关心保密法制建设,既注重立法,又强调严格执法。他任中保委主任期间,专门主持讨论过《保密法》(草案)的修改稿。在他卸任中保委主任向乔石同志交代工作时,第一件事就是抓紧保密法的制订工作。后来,丕显同志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对保密法能及时提交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起了重要作用。

  丕显同志在中保委会议上讲话和文件批示中,多次强调要严肃保密纪律,对泄密事件的责任者要认真查处,不管是谁,一律不得姑息迁就。1983年10月,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期间,有两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分别将秘密文件或公文包遗忘在宾馆内,造成秘密失控。两位副委员长均分别向中央保密委员会作了检查,有关的秘书也作了检查。对这样的高级干部泄密事件该怎样处理,要不要通报?要不要点名通报?我们请示丕显同志,丕显同志指示,要通报,而且要点名,这样才更有教育作用。后来,1983年12月中保委和中纪委联合发出了《关于高级干部要带头严格遵守保密制度的通知》,点名通报了这两件事,同时指出了一些泄密现象,并对高级干部提出了五条保密纪律。对这样高级领导干部泄密点名通报,又在只有两个月的时间内就作出处理,并就此事专门对高级干部规定了保密纪律,这些,在建国后都是罕见的。

  丕显同志作风民主,平易近人,关心干部,爱护干部,只要你提的问题和意见有道理,他总是给予支持。对干部生活上的困难问题,他也总是关心解决。1985年,中保委办公室要从中南海搬出来,原先考虑的地方离城较远,大家有些意见,他听到后,就同有关部门的领导谈,调整了地点。对于保密办建制调整后的干部生活待遇问题,他也予以关注,作了批示,大家至今不能忘怀。

  丕显同志1986年3月以后,不再担任中保委主任职务,但是他仍然一如既往地关心党和国家的保密工作。1990年6月,他看到香港某刊物刊载我党内高层秘密的消息后,立即给政治局常委写信,就进一步加强保密工作提出了书面意见。中央保密办公室的同志对他有所请求,他总是尽量满足。1991年,《保密工作》杂志请他题词,他欣然命笔,写下了:“必须加强党和国家的保密工作。”几个大字,对保密工作寄予厚望;后来,《保密工作》杂志请他担任顾问,他也慨然应允,并且通过他的秘书转达了他对杂志的期望。从这些看来似乎是不大的事情上,表现出来的一位党的高级领导人对党的事业的认真精神和对下属干部的关切情怀,对我们做保密工作的同志都是很大的鼓舞。

  丕显同志离开我们了,我们深切怀念他,我们将牢记他的教诲,学习他的高贵品德和优良作风,把保密工作做好,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出应有的贡献!
  
  注明:本文原载于1995年第十期的《保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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