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怀念陈丕显书记

作者为上海嘉定县政府办公室工作人员

  今年(2002年)8月23日是陈丕显同志逝世7周年纪念日。当我们深切缅怀这位“红小鬼”的时候,不禁使我想起他对嘉定的那种深厚的情怀。

  为了支持养猪事业的发展,嘉定县商业局于上个世纪70年代派出采购组赴云南采购杂木棍,以解决猪舍材料的需要。经采购人员的努力,通过省供销社采购到大批木棍,堆放在禄丰火车站待运。不料被云南省森工局以“破坏森林资源”为由予以扣留,急电县商业局领导前往处理。1977年我随商业局党委书记范鸣德飞抵昆明,在采购组租赁的一家小旅社住下。次日即去省森工局交涉,对方说没有外运证明不准去境,找到省供销社,说外运证明要由主管部门森工局出。在一时无法解决的情况下,我们给时任省委书记的陈丕显同志写了封信,说明原委,要求协调处理。正当我们在旅社等消息的时候,想不到陈书记的夫人谢志成同志却找上门来了。她气喘嘘嘘地跑上三楼,双方问了姓名,她说刚才到了隔壁的春城旅馆(昆明较大的一家宾馆),一问没有你们,就到这里来了。并说:“丕显工作比较忙,派我来看望你们。他对嘉定的感情是很深的,要我向牟敦高等同志问好。”她还特地问及与她在上海市妇联共事多年的徐乃霖同志的近况,我们都一一作了回答,并汇报了粉碎“四人帮”后上海和嘉定的一些变化。在讲到“文化大革命”时,她说:“那是丕显出于无奈,给毛主席写了封信,好在毛主席还记得丕显这个人,就作了批示,总算保下来了,1975年获得‘解放’。在丕显的怂恿下,曹获秋也给毛主席写了信,大概是主席对曹市长印象不深吧,没有回答。曹获秋身体不好,有次病了,没办法,家属给机关打了个电话,结果派了三轮癞团车,很小,他人又胖,路上一颠,到医院就不行了,很惨。”谈话转入正题,我们强调木棍是向省社采购的,应是合法的,请陈书记帮助协调一下。谢答应回去向丕显汇报。我们想乘机帮助嘉定籍青年早日调回上海,谢说:“在云南的知青很多,此事不好办,还是等中央的政策吧!”并说:“云南情况比较复杂,丕显又刚来不久,所以就不给你们留家里地址了,给你们留个电话吧,有事可以电话联系。”就这样,像谈家常似地志成同志在简陋的旅社里待了一个多小时后告别。没过两天,森工局即通知采购组去办理木棍的出境手续,此事就这样顺利地解决了。事后我们都很感动,陈书记和谢主任在“文革”中都曾被嘉定的造反派批斗过,但他们对嘉定仍一往情深,在浈池之滨亲自来看望我们,并迅速把事情给办妥了,有力地支持了嘉定的农副业生产。记得3年困难时期,嘉定的豆腐细嫩、好吃是出了名的,原因是嘉定豆腐是用黄豆做的,而上海市区和别的地方是用豆饼做的,因此有人就“告状”到市粮食局,情况反映到陈丕显同志那里,陈书记说,人家粮食超产了,多吃点,吃好一点,有什么不可以呢!就这样,这个传统一直坚持到现在。
  
  陈丕显同志调中央工作以后,还曾两次到嘉定视察。
  
  1984年12月4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陈丕显由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叶公琦、农委主任逢树春陪同来嘉定视察。我当时刚调县政府办公室任并主持外事办工作,有幸参加了这一次的接待。那天我们早早在嘉定别墅恭候,陈副委员长一行是从江苏太仓驱车到嘉定的,县委书记黄荣付辽宁、北京考察综合改革情况,由县长李宝林汇报了1984年我县的工农业生产情况,丕显同志对嘉定几年来生产的迅速发展表示欣慰,并询问了今后的计划,同时指出要认真学习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做到政企分开,使企业真正拥有领导权、人事权、财经权、承包权、产品支配权,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希望嘉定继续走在上海郊区的前列。尔后参观了嘉定镇的城镇建设。在午餐时,他对嘉定的新鲜香菇、蘑菇赞不绝口,说既富有营养,且味道也好。当他得知明天有总理要到嘉定视察时,他建议吃饭不用荤菜,全部用菌类再加几个素菜就行。饭后也没休息,又匆匆赶到马陆,由乡党委书记王忠明汇报了马陆的经济状况后驱车去上海。第二天市领导陈国栋、胡立教陪同总理,上午视察了安亭上海汽车厂,中午11时到嘉定别墅,李宝林县长作了汇报,午餐时,我们搞了个“百菇宴”,有香菇、蘑菇、草菇、平菇、金针菇、猴头菇等各色新鲜食用菌,果然大家吃得很满意,下午还专程到马陆参观香菇场,听取了汇报。丕显同志真的给我们出了个好注意,既经济又实惠,还宣传了嘉定,他对嘉定的亲切关爱和那种平易近人、朴实无华的品质,深深地烙在了我的脑海之中。
  
  1989年2月11日,时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的陈丕显同志再次来嘉定视察。我已调离县政府办公室,未参加这次接待。据县志记载:县委书记王忠明、县长李宝林、沪嘉高速公路指挥部总指挥周正学陪同丕显同志视察了沪嘉高速公路和嘉定镇住宅建设,汇报了高速公路建设、管理和嘉定经济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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