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

陈丕显

  今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我们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缅怀他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所作的丰功伟绩;学习他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激发我们满怀热情地投入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中去。

  毛泽东一生在上海有过许多重要活动。上海是全国的经济、文化中心,东方大都市,工人阶级集中的地方。在党的创建时期,毛泽东曾九次到上海进行重要活动,为中国革命留下了光辉的足迹;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极为关心上海人民的革命斗争,关心宋庆龄、鲁迅等革命志士的斗争,千方百计取得联系,互相支持。全国解放后,毛泽东十分重视和关心上海的工作,作出过许多重要批示、指示,亲自予以指导。同时,他有更多的机会到沪视察基层、访问民主人士、主持召开党的重要会议。他光辉的思想,伟大的风范,将铭记在上海人民的心田,上海人民永远怀念毛泽东。由于工作的关系,我有较多机会参加陪同、出席会议、执行他的指示,聆听他的教诲,目睹他的风采。岁月流逝,抚今忆昔,虽只是部分片断,但他留给我的教育和启迪,却是那么经久而弥新。

                      一

  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是民主革命胜利前夕,党在七届二中全会作出的战略决策。毛泽东指出,“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城市中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强渡天堑,摧毁了国民党军队的长江防线。党中央、毛泽东及时地把解放、接管上海提到议事日程。为新中国的建设着想,毛泽东高瞻远瞩,提出了“完整保全上海”和“防止蒋介石焦土政策”的战略思想,要求上海这个大工业城市能完好地回归人民。在实施解放、接管上海过程中,他亲自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起草了近20份电函,运筹帷幄,成功地实现了人民解放军与上海地下党的里应外合,使上海完整地回到人民的手中;战火硝烟刚刚熄灭,全市各界人民在新政权的领导下,立即投入到整顿和恢复经济的工作中去。

  上海刚解放的头几年,百废待举、百业待兴,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一方面,由于长期遭受殖民主义的奴役侵略,加上国民党反动统治者在上海解放前夕,大肆掠夺,运走大量黄金白银和各种财富。作为全国经济中心的上海,物资匮乏,资金短缺,工商业凋敝,通货膨胀到了惊人的地步。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勾结,对上海实行武装封锁、派飞机轰炸,企图窒息上海经济。上海的经济地位举足轻重,对全国有极大的影响。上海解放不久,党中央、毛泽东就采取一系列重要决策帮助上海克服困难。首先委托主持中财委工作的陈云到上海调查研究财政经济情况,并在上海召开金融贸易会议,研究、部署以稳定金融物价为中心的经济工作。针对当时爆发的以“两白一黑”(指棉纱、大米、煤炭)为主的涨价风潮,以上海为重点在全国范围开展了一场激烈的经济斗争,很快取得了平抑物价、统一财经的决定性胜利。毛泽东曾高度评价它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1949年底,中共上海市委向中央报告,上海许多私营大中型工厂企业负债甚多,难以维持,要求政府贷款,否则有大批倒闭危险。毛泽东接电后,指示陈云了解上海工商业家困难的真实情况,以便作出妥善的对策。在毛泽东的重视、关怀下,中央拨款华东500万,大部用于收购沪产商品,还有部分用作贷款。1950年2月6日,美制蒋机17架分4批袭沪轰炸(重点轰炸杨树浦发电厂),被炸死难同胞近500 人,受伤者600余人,并造成全市大面积停电,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影响,敌特乘机进行造谣破坏活动。但上海党政军和各阶层人民在市委领导下,以大无畏气概开展了反轰炸斗争。从3月12日至5月10日,在两个月中陈毅代表中共上海市委给中央连续发了六份电报,报告面临的困难和采取的措施。对此,毛泽东作出了许多指示,使调整公私关系,实行公私兼顾;改善劳资关系,照顾双方利益;适当减少税收,增加政府贷款;救济失业工人,妥善安排就业等重要政策得以及时贯彻。毛泽东的这些指示精神,后来集中体现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精神中,根据中央的决定,上海有步骤地进行了头三年中规定的各项工作,尤其是对现有工商业进行了合理的调整,胜利地实现了上海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经过三年的经济恢复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及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上海市的工业生产有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有力地支持了全国的经济建设。

  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在即将完成“三大改造”,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毛泽东亲自来上海调查研究。1956年1月10日,毛泽东视察了公私合营申新九厂(现国棉二十二厂)。毛泽东关切地向荣毅仁询问了工厂在公私合营后的生产情况。在参观过程中,毛泽东对大家说,苏联取得政权后,一个命令就把资本家的财产没收为国有,但中国采取逐步改造的办法,这是根据中国的情况,不硬性地把苏联一套搬过来。毛泽东还说,工厂公私合营后我们怎么办?他说就是要把工厂管理好,要对代理人做工作,让他们认识到做社会主义的经理是光荣的,过去是为资本家办事,现在是为工人阶级办事。在此前后,毛泽东还视察了上海港口和江南造船厂。1955年11月5日,毛泽东登上“港申轮”,兴致勃勃地观看了港口的新貌。他详细地询问了上海港的发展情况,随后意味深长地对上海港务局党委书记韩克辛说,上海是我国第一大港,又是一个国际港口,是一个有发展前途的港口,一定要把它管理好。他又对陪同的领导干部说,上海的干部要好好学会管理本领,以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在江南造船厂,他看到这个百年老厂已经能建造潜水艇,非常高兴。厂领导向他介绍,开始是苏联转让生产的,图纸材料都是向他们买的,先向他们学,以后我们要自己生产。陪同参观的市委负责人插话,“不但要学会,还要超过他们”。毛泽东听后表示赞同,说,“要有这种勇气”。

  从1955年12月开始的一段时间内,毛泽东和刘少奇抽出大量时间,听取中央34个部委的工作汇报,进行调查研究,探索中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在听取轻工业部、纺织工业部汇报关于发展轻工业和沿海工业时,毛泽东说:“沿海地区要充分合理发展,不能限制。”“轻工业70%在沿海,不积极利用,还靠什么来提高生产?”“上海地区不作大的扩建还值得考虑。上海赚钱,内地建厂,这有什么不好?这和新建厂放在内地的根本方针并不矛盾。”毛泽东还针对有些同志怕打仗,不敢在沿海搞工业建设的思想,指出:“好像原子弹已经在三千公尺上空了”,“不要说三千公尺上空没有原子弹,就是一万公尺上空也没有原子弹。”又说:“不用说有十年、十二年,我们应当办好沿海的工业,就算只有八年、七年、六年,甚至只有五年时间,我们也应当在沿海好好地办四年的工业。办了四年以后,等第五年打起来再搬家,也完全合算。”1956年4月,毛泽东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著名讲话,提出了“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这是毛泽东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对我国建设经验的总结。他根据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实际问题,分析了十大矛盾,论述了十大关系,提出了解决的办法。历史证明《论十大关系》是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文献。其中论述正确处理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对指导上海工业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毛泽东关于“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的思想,为上海的工业发展指明了方向。5月3日陈云到上海,带来了毛泽东的指示:上海有前途,要发展。并在市委负责人和工商界上层人士中进行了传达。7月,在中共上海市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思想确定了“充分利用,合理发展”的工业建设方针。在全面贯彻这一方针的过程中,上海各级党组织都积极行动起来,采取多种措施,注意调动各方面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其次,全市各部门、各地区在这个方针指导下,围绕工业生产这个中心,进一步进行经济改组和技术改造,以及适当的改建和扩建。在工业布局的调整中,相继进行了彭浦、桃浦、漕河泾、吴泾、高桥、闵行、蕴藻浜、安亭等工业区的建设,极大地推动了上海的经济建设。其间虽然遭到“大跃进”的错误影响,但由于贯彻这一方针没有间断,在经济调整中又基本上纠正了“大跃进”的失误,经过三次工业大改组,依靠上海科技力量向“高、精、尖”发展,到1965年上海已经建设成为我国的一个先进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基地。在五十年代后期,就在原有工业基础上发展了机电、仪表、汽车、化工新材料等工业,造出了我国自己的第一代手表和轿车。六十年代初,上海已经能研制、发射探空火箭,运用刚刚问世的激光技术,自行设计制造万吨水压机和10万瓩双水内冷汽轮发电机组,制造出20万倍电子显微镜和每秒运算20万次的电子计算机。到“文革”前,上海已有70多项产品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当时在许多方面都远远超过香港、台湾等地。

  坚持自力更生为主,是毛泽东在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基本立足点。1957年7月8日,毛泽东视察上海机床厂。这是一个精密磨床的专业制造厂,新中国的第一台磨床在这里诞生,第一代掌握磨床制造技术的职工队伍在这里成长。毛泽东得知解放后的七年中,上海生产的磨床供应全国,支援了各地的建设,说:“国家建设需要这样的工厂”。当听到工厂由原来的仿制到已能自行设计磨床后,他非常兴奋,指出,“要走独立设计的道路”,并强调学习外国先进经验要“为我所用”。1958年9月,毛泽东在张治中、罗瑞卿的陪同下沿着长江巡视,在视察了武钢、马钢后,一路风尘仆仆来到上海,28日,参观刚刚建成的上钢一厂2号转炉,这座转炉是工人技术人员只花了47天建成的。毛泽东兴致勃勃地登上平台看转炉出钢水。王祖宇厂长向毛泽东介绍,2号炉是侧吹转炉,特点是对进料铁没有特殊要求,具有较大的适应性。毛泽东听后连声说:“这种炉不错,是吃粗粮的。”他握着工人的手鼓励说,“好好干,大有可为。”简单的几句话,充分体现着他对上海工人的信赖和希望。

  万吨水压机的问世,是上海工人阶级的骄傲。它是在毛泽东的直接关心下开始试制的。1958年5月,在召开八大二次会议期间,煤炭工业部副部长沈鸿写信给毛泽东,提出我国制造万吨水压机的建议。当天毛泽东就批示给邓小平总书记:“此件,请即刻付印,发给各同志阅。”此信作为八大二次会议文件发给大家。在毛泽东的重视、关怀下,确定自力更生制造万吨水压机,并将此任务落实到协作条件较好的上海。当时万吨水压机只有少数几个发达国家能制造。而那时,我们的国门还未打开,一切只能靠自己。在总设计师沈鸿、副总设计师林宗棠的带领下,上海的工人、技术人员发挥聪明才智,艰苦奋斗,克服重重困难,先搞出缩小10倍的一千二百吨水压机,再把图纸放大制造。在六十年代初,自己设计、自己制造的一万二千吨水压机终于诞生了。在五十年代后期,上海工人阶级响应党和毛泽东的号召,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涌现了一批技术革新能手。1960年3月19日,毛泽东为表达他对技术革命运动的支持和鼓励,专门在锦江饭店邀请部分上海革新能手吃饭。席间他勉励大家说:“革命不是一件容易事情,尤其你们在大搞技术革新的时候,要记住这条真理。不试验,不失败,不成功!凡事都要经过试验,在失败中取得经验,然后才会成功。”毛泽东的这些教诲,一直鼓舞着上海的工人阶级,对我们今天的建设事业仍有启迪。

                      二

  在毛泽东思想的宝库中,统一战线占有重要地位。毛泽东身体力行,为党的统战工作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上海的历史上留下了他谱写的许多生动的篇章。

  在新中国建立的前夕,毛泽东就指出,要毖“我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建国后,在毛泽东的亲自主持下,对在民主革命时期为人民作过贡献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在政府里安排了职务。曾在上海的宋庆龄、张澜、黄炎培、罗隆基、史良、沈钧儒等一批著名人士都参加了政府部门的工作,有的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有的担任政务院副总理,有的当上了部长。对他们不仅安排位子,还赋予实际工作的权力。对他们提出的意见、建议,毛泽东都十分重视。1950年春天,政务院副总理黄炎培致函毛泽东,反映:川沙、南汇、奉贤三县(当时还属苏南区),有灾民20万,征粮不但不减,还要重征,以致三县农民种子没有、肥料不施、粮食不足,农民体力大减,难于下田工作。毛泽东阅后马上电告华东局和我,并要我亲自赴三县作调查,以给黄先生一个切合实情的答复。我接电后,马上与松江地委书记深入三县进行了一个月的调查。不久,在中央开会期间,毛泽东还专门把我介绍给黄炎培,要我当面向他汇报情况,提出妥善解决的办法。我向黄炎培副总理汇报说,他向毛泽东反映的问题已经妥善解决。他听了我的汇报后表示满意,并对我说了鼓励的话。

  建国初期,毛泽东与民主人士“肝胆相照”,真诚相待,推动了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使党与各阶层人士保持密切联系,较好地处理出现的各种矛盾和关系。1952年,我刚调到上海不久,黄炎培先生向毛泽东反映上海中小工商业者关于税收的意见。那时,刚经过“三反”、“五反”运动,一段时间里私营企业的经营受到影响,私营企业主对1952年所得税照1951年税额在9月底应该缴三分之一,普遍感到有困难。黄炎培先生认为,要扭转这种心理,需从税收和劳资关系上入手。毛泽东赞同黄炎培的建议,“先生所提税收、劳资两利问题,确是应当注意调整的。”1952年9月,毛泽东与黄炎培还就“五反”后如何帮助中小工商业解决困难的问题进行专门讨论,提出了“联营”的办法,即大厂扶助小厂的“大带小”,以后改为“合作社”等措施。毛泽东带头与党外人士密切交往,使党和政府能经常听到不同的声音,从而使关系到国家和人民的大事、要事,办得更谨慎、更好些。

  毛泽东生前非常关心科学事业,积极支持科技人员的研究。五十年代初期,由于受苏联的影响,摩尔根遗传学受到批判,专门从事遗传学研究的复旦大学谈家桢教授无法进行工作。当毛泽东得知遗传学不同学派有争议,他专门听取了谈教授关于学术争鸣情况的汇报。毛泽东听后说,“应该取长补短”,并鼓励谈教授:“一定要把遗传学研究继续搞起来,要坚持真理,不要怕”。以后毛泽东又多次向谈家桢教授询问遗传学研究的发展情况。当毛泽东了解到遗传学研究还遇到很多阻碍时,对谈教授说:“有困难,我们一起解决,一定要把遗传学搞上去。”毛泽东提出的繁荣科学文化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使这一学科研究得以继续并发展。毛泽东在世时,还经常同科学家一起商讨科学技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问题。著名数学家苏步青教授曾参加制订全国科技十二年规划的工作,毛泽东接见过他。有一次毛泽东在上海会见苏教授,握着苏教授的手亲切地说:“我们欢迎数学,社会主义需要数学”。在发展科学技术上,毛泽东还注重把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结合起来。他曾勉励科学家学点哲学,学点马列主义,用正确的思想去指导科学研究。1960年5月28日,毛泽东在延安西路文艺会堂参观我国在上海发射的第一枚火箭模型,他饶有兴趣地听取了在《实践论》指导下进行火箭的试制经过,赞赏他们这种做法,并指出研制火箭要“循序渐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

  毛泽东喜欢结交朋友,曾同许多民主人士、科学家、艺术家交上朋友。毛泽东对他们的思想、生活关怀备至,使他们由衷地敬重人民的领袖,感受党的温暖。在这方面,有些事我至今记忆犹新。记得毛泽东在上海时,曾亲自交我办过两件事。一是1960 年6月,毛泽东要会见张维夫人,嘱咐我去接她,同时代他看望病中的张维及其家人。张维是毛泽东的湖南故友,早年曾共同创办《新湖南》。在斗争激烈的革命年代,张维母亲曾掩护过毛泽东。以后,张维走从医救国的道路,在抗战期间,为新四军筹运过药品。上海解放前夕,张维任上海卫生局长,毛泽东通过地下组织捎去口信:张维、赵祖康可以不必去香港、台湾,欢迎解放后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工作。建国后,留在上海的张维自愿选择了卫生教育事业,在上海第二军医大学执教,被评定为一级教授。1957 年张维不幸中风,毛泽东得知后鼓励他安心养病。此次,毛泽东就是想通过会见张夫人,进一步了解和关心张维的健康状况。会见时,张夫人转达了张维思念毛泽东之情。毛泽东听后很激动,表示下次来沪一定与他见面。翌年,毛泽东来沪期间,专门会见了这位故友,并一起照像,留下了促膝深谈的亲切场景。第二件事,是1965年6月20日,毛泽东提出会见复旦大学教授周谷城、刘大杰,要我去把他们接到他的住地。这天是星期天,他们到公园去了。经过很大周折,好容易在公园里找到了这两位教授。这次会见犹如老朋友的聚会,谈话面很广,从《辞海》修改谈起,谈到教学改革、学术争鸣、宋代理学与乾嘉学派的是非、古典文学的臧否及京剧现代戏等,毛泽东与他们谈笑风生、谈古论今,并鼓励他们正确对待争鸣,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反映了毛泽东崇尚学术争鸣和他渊博的学识、独到的见解。毛泽东对民主人士、专家学者很重情谊。虽然他公务繁忙,日理万机,但与上海不少人士常有书信往来,对有些生活困难者还给以资助。1956年毛泽东得知上海中国画院的张叔通、吴湖帆两位老画家生活不宽裕,他通过黄炎培给他们各送去500元钱。张维生病后,毛泽东从稿费中提出5000元,托专人送去,使张维一家感动不已。听说后来这笔钱根据张维的意见存入银行,以此教育子孙后代,铭记领袖的关怀。

  毛泽东是位时代的伟人,受到全国人民的敬仰与爱戴。他也和其他杰出的历史人物一样难免会犯错误,尤其是在他的晚年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被林彪、“四人帮”所利用,使党和国家遭受祸害,许多好同志受到迫害。但是,从整个革命历史看,毛泽东不愧是我们的伟大导师,即使在“文革”中遭受迫害和审查时,许多老同志对毛泽东的信赖依然不变。我在“文革”期间也受到8年的迫害,当时我心存一个坚定的信念,毛泽东是了解我的,关怀我的,相信总有一天毛泽东会解放我的。所以我在受审查期间还是坚持读马列和毛泽东著作,并向毛泽东写信申述自己的情况,果然毛泽东作了批示,“四人帮”及其上海余党不得不于1974年年底释放了我。还应该指出的是,毛泽东在“文革”后期批评“四人帮”的结帮阴谋,及保留邓小平党籍,也为以后粉碎“四人帮”提供了有利条件。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经过拨乱反正,确立了正确的路线,使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和正确政策得到恢复和发展。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把社会主义建设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当前我们要团结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决贯彻党的十四大精神,全面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我坚信,毛泽东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将不断地继续下去,毛泽东思想将永远成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永放光芒。


[关闭窗口]

 

版权所有:红小鬼阿丕网站 电话:010-68053427 京ICP备0605618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