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朽的精神丰碑——纪念陈丕显同志诞辰90周年

苏进

  在陈丕显同志诞辰90周年之际,大家在一起纪念伟大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丕显同志,使人感到无比欣慰。

  从l953年到l959年,我在他身边工作,并受到他谆谆教诲。他的一言一行表现了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共产党人的高尚品格,对我和他周围的老部下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上海解放初期,百废待兴,丕显同志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上海倾注了大量的心血。面对国际封锁和几百万人民的生计,他带领全上海的共产党员,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为镇反、肃毒、禁赌、禁娼,荡涤旧上海的污泥浊水,维护社会安定,恢复正常的生产秩序作出巨大努力。

  在一般人眼里,大上海领导人的工作、生活是十分神秘的,而我身在其中所见所闻,他生活艰苦朴素,常常以一个普通党员身份出现在人民的面前。丕显同志心中装着老百姓,当听说老百姓吃豆腐发生困难时,他马上与兄弟省市联系黄豆的供应;当我们一提起上海人民想念他时,他会十分动情,眼睛湿润。

  在上海市委工作期间,他和我们是同一个支部———办公厅一室支部。几名市委主要领导都是支部的成员,每次支部生活丕显同志都争取参加,有事就让警卫员请假。例如有一次潘汉年同志被审查,当时我是支部副书记,支部书记由秘书长兼任。在开会前,我们对潘汉年同志发生什么问题一无所知,但问题涉及潘汉年同志的秘书小潘,有同志提出小潘秘书是假党员,这样的问题要支部讨论。支部要开会前,把会议内容告诉了丕显同志,因为党内有规定,秘书们不能打听不应打听的问题。丕显同志知道后说,不要因为首长有了问题就株连秘书,要根据实际情况讨论。支部开会那天,丕显同志也参加了,大家了解到小潘秘书是从南下部队干部中挑选的,受过解放战争的考验,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不是假党员,这就使潘秘书放下了包袱。丕显同志常要求我们对人的处理一定要慎重、冷思考,吸取历史教训。
他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对部下要求十分严格,又非常爱护,每做一件事,都要把情况核实,把问题的来龙去脉搞清楚,不能有随意性,一定要养成好作风。那时我负责准备纪检和公安方面的文件,向书记处报告。他指示:“你到单位去找支部和本人谈谈,问题是不能发生偏差。找有问题的人谈话,一定要让他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和对错误的认识,然后直接向我反映。”他每天工作到深夜,有晚上开会的习惯,休息时间很少,夜餐也就是一碗肉丝面。

  丕显同志平易近人,谦虚谨慎,是一个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的老共产党员。他密切联系群众,注重调查研究。他在办公室时间很少,一旦从外地回来,就会到各个办公室看望大家。同志们见到他都感到十分亲切,有什么都会一五一十地向他诉说。

  调查研究、努力实践、求真务实是他的作风。他在各条战线调研,并注重党的建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上海是中国第一大城市,对全国要作出应有的贡献。他平时教育我们要对各省市来的客人热情接待,对客人提出的要求都尽量满足。有一次,他到国棉二厂调查,要求干部参加一线劳动,三班制劳动每班都应有干部参加,提高生产管理水平。这在当时产生了极大影响。

  1957年党内开展整风,本来是好意,主要针对党内不正之风进行整顿,防微杜渐,反对官僚主义作风。那时,卢湾区宣传干事姚文元在《解放日报》上写了一篇言词十分激烈的文章,秘书们感到十分突然,就去请教丕显同志。丕显同志提出,整风首先以抓领导作风为中心,因此办公厅支部对姚文元的文章没有太多反应,也没有搞运动。谁知后来它却引发了全国性政治运动,伤害了那么多的同志和党外知识分子,使他们受到无情冲击。

  丕显同志尊重人才,爱护工商界代表,诚心诚意与党外人士广交朋友。在我国对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荣毅仁先生和夫人、妹妹敲锣打鼓到延安西路3 1号海角大楼报喜,我作为接待人员,见到丕显同志与他们亲切交谈,并表扬他们一家的爱国行动。不久,安排荣夫人为上海市妇联的领导人之一。后来,他和荣毅仁成为挚友。

  丕显同志对沪剧《芦荡火种》(后改为《沙家浜》)特别关怀,丁是娥演出时他亲自到场观看。因为沙家浜是丕显同志和夫人谢志成同志当年活动的地区,所以特别有感情。在1958年大跃进时期的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运动中,浮夸风大长,而丕显及上海领导层却保持了清醒的头脑,注意力始终在抓生产一线的工作,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上。他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到基层调查,得出“要讲真话,不讲假话”的道理,“亩产多少多少万斤”等报道均受到批评。

  “文化大革命”中,丕显同志坚持真理,被关押长达十年之久,受到了非人的摧残,他始终坚贞不屈。每次我路过上海时,总要去了解他的近况。1975年,我听说丕显同志放出来了,住在武康路117号,但门口有人监视。我去看望丕显和志成同志,像搞地下工作一样,直接从后边上了二楼。在小楼的过道里,志成同志在小煤炉上煮饭,我没打招呼就直接进了房间。在不足20平方米的房间里,我见到了多年不见的丕显同志。他穿一件灰布衣裳,一见到我就说:“外边有人监视,你还敢来看我?”我见到他消瘦的身体,一阵心痛,一个光明磊落的老共产党员竟然落得如此境地!真是令人感慨万千。

  1976年,我的老伴不幸走了。上海的老同志把我的情况报告了志成同志,老大姐满腔热情地传话,要我马上去京西宾馆,丕显同志在那里开会,并说了他的电话。我当天立即赶到那里。京西宾馆里,上海“四人帮”的骨干成员也在会上。丕显同志身处逆境,还尽力帮助有困难的同志。他对我的问题给予了帮助,经浙江省委批准,我得以“落实政策”回到北京市工作,又和孩子们团聚在一起了。

  我和我的家人以及受到帮助关怀的同志,不仅要感谢丕显同志,更要将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尚品质继续发扬、传承下去,为振兴中华民族、为国家的繁荣富强尽我们的力量。



                   (作者为原上海市委干部,新四军老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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