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春天般温暖

叶小楠(叶飞之女)

  我第一次知道阿丕叔叔为老同志的后代做好事,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记得那是1960年冬天,爸爸邀请了在“反教条主义”运动中受到批判而心情沉重的钟期光伯伯、凌奔阿姨夫妇等到福州休息,我常常陪着爸爸妈妈去看望他们。他们是老战友,见了面比亲兄弟姐妹还亲。妈妈们更是絮絮叨叨,聊个没完没了。我很奇怪,她们怎么会有那么多要说的话。她们讲过什么我几乎全忘了,却牢牢记住了凌奔阿姨讲的阿丕叔叔救了钟小妹的故事。

  钟期光伯伯和凌奔阿姨的大女儿钟小妹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医生们建议待钟小妹十岁时做心脏手术,否则会危及生命。1959年,钟小妹十周岁了,钟伯伯夫妇放下手中繁忙的工作,带着女儿到上海请专家做手术。在上个世纪50年代末,心脏手术是风险很大的手术,钟伯伯夫妻心中忐忑不安。

  阿丕叔叔来看他们,谈话中得知钟小妹要做心脏手术,立即说:“不要急,还是要请专家会诊后再决定。”

  凌奔阿姨解释说:“已经请专家会诊了,专家的意见要做手术,做手术风险大,不做也许危险更大。您工作忙,不要记挂了。”

  阿丕叔叔听后想了想,十分认真地说:“这关系到孩子的性命,还是慎重点好。你们别着急,我找专家会诊,没有坏处。”

  其实,即使阿丕叔叔不请专家给钟小妹会诊,钟伯伯和凌奔阿姨也不会有意见。钟伯伯夫妇见阿丕叔叔这么真诚、认真,就不再拒绝,却没有讲多少感谢的话,他们知道阿丕叔叔不需要这些客套。

  经专家诊断认为,随着年龄增加,身体发育,也许钟小妹心脏功能发育好了,不用手术了;如果还需要手术,年龄大些再做,危险也会减少。钟伯伯夫妇松了口气,钟小妹没有做手术。

  正如医生们的预料,她的心脏随着年龄的增加长好了,她不仅和正常人一样学习、工作、结婚,还生了两个健壮的儿子。

  凌奔阿姨跟妈妈细细地讲述这件事,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妈妈和凌奔阿姨由衷地讲“阿丕是好人”。她们还交代我:任何时候,遇到任何难事,在上海就找阿丕叔叔,他一定会帮助你。

  我牢牢地记住了阿丕叔叔救钟小妹的事,也牢牢地记住了妈妈和凌奔阿姨的嘱咐———“有难处找阿丕叔叔”。

   “文化革命”中我们真的有难了。1966年中央工作会议后,我随爸爸从北京回福州。这时福州的局势已经乱了,妈妈虽已被打倒还没有关押,爸爸还在主持省委工作,但是党政机关每天受到“造反派”冲击,爸爸几乎每天都要参加“造反派”的批斗会。

  正常的工作、生活秩序都被打乱了,过度的疲劳使爸爸得了心动过速症,不得不住进了福州军区总医院。可“造反派”仍无休无止地到省委闹,他们还要批斗爸爸。

  医生们不同意爸爸出去,认为再挨斗会有危险,但是军区和省委领导人却坚持要爸爸去“经风雨,见世面”。他们到病房里,逼迫躺在病床上的爸爸出院,他们这是要置爸爸于死地。

  我心急如焚,不知道如何是好。爸爸告诉我要设法让周恩来总理了解福州发生的事,他叫我与贺敏学伯伯商量该怎么办。

  我立即赶到贺伯伯家,把医院发生的事和爸爸的想法告诉了贺伯伯。贺伯伯说:“应该让中央、总理知道,但是我家的电话不能用。”

  我明白了,贺伯伯同意爸爸把福州情况报告总理的意见,困难的是怎么报告。正常情况下,贺伯伯家的电话不用说打给总理,就是主席、朱总司令都可以挂通,而在当时的情况下,挂得通也不能挂。贺伯伯从他多年的政治经验知道,这时他的电话肯定被注意了,不保险。

  我也用心想办法,忽然想起了妈妈和凌奔阿姨的嘱咐,于是我说:“能不能通过阿丕叔叔转告总理?”

  贺伯伯听了,肯定地说:“可以。”他也相信阿丕叔叔。

  当天晚上,贺伯伯的夫人李立英阿姨不顾病残的身体,执意陪我到邮电局去打电话。

  电话先是打给上海警备区司令廖政国,我不能多讲,只是简要地说:“爸爸病了,已住院。我有重要的情况要告诉周伯伯。请转告阿丕叔叔转报周伯伯。”那时孩子们都称总理为周伯伯。

  廖叔叔一听就明白了,他是个寡言的人,十分严肃地回答说“我一定转告”。果真,三天后总理即打电话给福建军区、省委领导,使爸爸得到了极为关键的治疗和休息时间。

  在那个特殊年代,我饱尝了人世间的势利与冷暖,却得到了阿丕叔叔和许多像阿丕叔叔一样的人不避政治风险、不顾个人得失,给予我无私的关爱。他们的爱像春天般温暖着我冰冷的心,支撑着我对共产党、毛主席的坚定信念。有这么一群真正的共产党人在,天不会变,颠倒的是非一定会正过来;即使是形势继续恶化,爸爸、阿丕叔叔都被打倒了,关押了,连贺伯伯也关起来了,这希望、这信念仍没破灭,仍支撑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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