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阿丕叔叔的“半个闺女”

谭泾远(谭震林之女)

  我对阿丕叔叔印象最深的,是他的乐观与诙谐。即使他晚年身体不好时,我去看他,他也总是面带笑容地说:“我的半个闺女来了!”

  要弄清我这“半个闺女”的来历,得先从阿丕叔叔与我父亲长达半个世纪的交往说起。

  阿丕叔叔与我父亲第一次见面,是1932年在闽西上杭白砂的福建军区前线指挥部。当时,我父亲是福建军区司令员,正指挥配合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的战斗。红一方面军主力于1934年10月开始长征后,我父亲任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军事部部长、副主席等职,领导闽西南军民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阿丕叔叔则在赣南游击区里与敌人周旋,共同经历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

  抗战爆发后,我父亲和阿丕叔叔的队伍整编为新四军,两人接触从此多起来。我父亲任新四军三支队司令员,阿丕叔叔在皖南军部担任东南局青年部长,两人同在皖南地区开展游击战争。1940年,我父亲主持苏南东路地区工作,任江南人民抗日救国军指挥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第六师师长兼政治委员、苏南区委书记等职。这一时期,阿丕叔叔任苏中区党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皖南事变后担负起整个苏中地区党政领导工作。

  全国解放后,阿丕叔叔接替我父亲担任苏南区委书记,我父亲任华东军区暨第三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华东局第三书记。1952年,我父亲主持华东局工作,举家由杭州迁往上海。而阿丕叔叔这一年也调上海任市委第四书记并代理第一书记,全家从无锡迁到上海。从此,两位父辈朝夕相处,两家关系十分亲密,我也认识了阿丕叔叔和小谢阿姨。

  1954年12月,我父亲调北京工作。我当时在上海第三女子中学读初中二年级,因学业不便中断,不得不继续留沪半年,这使我有幸成为阿丕叔叔家中的一员。那段日子里,阿丕叔叔和小谢阿姨给了我无微不至的关怀。我是“路盲”,不记路,每次我去阿丕叔叔家,他都要派人接送我。吃饭时,阿丕叔叔和小谢阿姨让我这个孩子中的“大姐姐”紧挨着他们坐,一家人有说有笑,非常温馨。阿丕叔叔非常细心,经常像父亲一样问我学习怎么样,有什么困难,嘱咐我一定要好好学习。在住在阿丕叔叔家的半年时间里,我一点没有陌生的感觉,始终感觉像住在自己家里。从那以后,阿丕叔叔和小谢阿姨每次见到我,都喊我“半个闺女”。

  我回北京上学后,家住中南海,仍能经常看到阿丕叔叔。我父亲来京后有个惯例,他在华东地区工作的老部下、老战友每次到京开会,一定要请他们到家中吃顿饭,阿丕叔叔便是其中的一位。对于请这些叔叔们吃饭,我妈妈很认真,也很操劳,每次都一定要备齐鸡鸭鱼肉。我的印象中,妈妈总是临近月底时就到国管局支取我父亲下个月的工资。“文革”后“抄家退赔”,我家没一分钱退回,因为抄家时已无钱可“抄”。

  阿丕叔叔每次见到我,总是问这问那,格外关心我这个“半个闺女”的成长,我感到格外亲切。“文革”后,劫后余生的阿丕叔叔重新出来工作,那时我已参加工作了,阿丕叔叔仍然十分关心我。每当我汇报工作上取得的一点点成绩时,他都非常高兴,夸奖我:“还是我闺女能干。”

  至今,每当想起“半个闺女”这个称呼,我眼前立即会浮现阿丕叔叔笑容满面地招呼我时的情景,心中会涌起一阵暖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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