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缅怀两位“红小鬼”父辈

陈小津

  2005 年 11 月 20 日,是我最敬仰的父辈革命家胡耀邦伯伯诞辰 90 周年的日子。而刚刚过去的 8 月 23 日,也是我父亲陈丕显逝世10周年的纪念日。

  耀邦伯伯和我父亲都是我党历史上有名的“红小鬼”。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他们同呼吸,共命运,同生死,共患难,结下了深厚的兄弟情谊。在共同的理想和信念召唤下,他们披荆斩棘,百折不挠,为新中国的诞生和成长无私地奉献了个人的全部光和热。他们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队伍中的年轻者,他们是中国革命青年大军中的领跑者,他们有着几近相似的成长经历和人生轨迹……每次回想起耀邦伯伯和我父亲的音容笑貌,以及发生在他们身上的诸多往事,我总是心潮澎湃,感悟良多。

  耀邦伯伯和我父亲一生有不解之缘:他们都是少小离家参加革命,早年同在中央苏区工作, 50 年后又同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

  耀邦伯伯 1915 年 11 月 20 日生于湖南浏阳河畔的浏阳县,我父亲 1916 年 3 月 20 日生于福建上杭县,耀邦伯伯仅比我父亲年长 4 个月。两个人都出身于普普通通的贫困农民家庭,都是平平常常的穷苦农民儿子。

  两个人在同一年参加革命,当时年仅十三四岁。毛泽东发动的秋收起义,在幼小的耀邦伯伯心中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1929 年,他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共青团,从此背井离乡,投身革命的滚滚洪流。就在同一年,毛泽东与朱德率领的红四军转战到了我父亲的家乡。“红旗越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我父亲毅然参加红军,成为一名“红小鬼”。

  革命之初,耀邦伯伯曾任湘东特委、湘赣省委少共书记;我父亲曾任共青团长汀县儿童局、福建省委儿童局书记。 1933 年,两人先后调瑞金中央苏区,一同在团中央儿童局工作,同吃同住,朝夕相处。这是他们一生中第一次在一起工作。后来,耀邦伯伯担任青年部长、少共中央局秘书长等职,我父亲担任团中央儿童局书记、共青团中央苏区分局委员等职。

  耀邦伯伯和我父亲在中央苏区工作期间,毛泽东任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年长的毛泽东常常过来与他们几个“红小鬼”聊天。耀邦伯伯和我父亲有幸直接聆听毛泽东的教导,受到面对面的培养。

  1934 年 10 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耀邦伯伯跟随毛泽东及主力红军,开始九死一生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我父亲则跟随项英、陈毅等进入赣粤边游击区,开始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

  长征结束后,耀邦伯伯继续担任少共中央局的重要领导职务,我父亲则担任中共中央东南局青委书记、青年部部长。在延安召开的共青团全国代表大会上,一个战壕里的两位战友再次相见,分外激动,彻夜长谈。

  他们两人在血与火的战争洗礼中磨练成长,并崭露头角。解放初期,两人都在基层组织担任了重要领导职务。耀邦伯伯任中共川北区党委书记兼行署主任,我父亲任中共苏南区委书记兼苏南军区政委。 1952 年,党中央在考虑代替冯文彬担任团中央书记的人选时,同时想到了具有丰富共青团工作经验的耀邦伯伯和我父亲,最后经毛主席提议,此职由经验更丰富的耀邦伯伯担任。耀邦伯伯在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十年,之后又“下放”湖南,主政陕西。同样在 1952 年,毛泽东签署命令,调我父亲任中共上海市委第四书记并代理第一书记。我父亲后来相继担任了上海市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等要职,在上海一呆就是二十三年,后来又“发配”云南,主政湖北。这期间,尽管星转斗移,尽管天各一方,但他们二人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往来。

  1982 年 10 月,在小平同志的提议下,我父亲从湖北调北京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而耀邦伯伯时任党的总书记,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这样,两位携手经历半个世纪风风雨雨的老伙伴,再次工作在一处,犹如围绕同一圆心出发的两条曲线,经过曲折而漫长的跋涉,最终又交合一处,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在大是大非的原则性问题面前,耀邦伯伯和我的父亲从未妥协、退让,历来步调一致。同在蒙难中,他们相互关心,同舟共济。

  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历经挫折和磨难,而每当政治风暴来临之际,总会有人马失前蹄,误入歧途。今天,父辈革命家们所处时代的尘埃已经散尽,历史作证,他们经受住了一次又一次的考验,保持了共产党人的本色,赢得了人民的尊敬。

  1964 年底,耀邦伯伯奉中央之命,担任了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中共西北局第二书记。当时,“社教”运动和“左倾”烈焰升腾,干部自危,群众恐慌,许多地方工人不做工,农民不种田。耀邦伯伯不怕担风险,不怕受批判,实事求是,敢说敢为。他主持的陕西省委针对当时极“左”论调,下发通知指出:“这样成绩,那样成绩,生产搞上去了就是成绩;这样错误,那样错误,生产搞不上去,就是最大的错误。” 1965 年,陕西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而耀邦伯伯却遭到了指责和批判,吃了苦头。

  1965 年,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叶帅视察陕西,目睹此情此景,心疼地说:“陕西肥了,耀邦瘦了。”叶帅打电话给我父亲,告诉了耀邦伯伯的情况,并说:“你和耀邦是好朋友,都是‘红小鬼'。”丕显心领神会,马上给耀邦打电话,请他来上海看病,以此放松心情。耀邦伯伯很快离开了是非之地。

  在史无前例的十年“文革”狂风恶浪中,耀邦伯伯敢于当众嘲讽林彪“突出政治”的歪理邪说,敢于在飞扬跋扈的“四人帮”面前表明“绝不摧眉折腰事权贵”的政治立场。而我的父亲,不但丝毫不为“四人帮”的威逼利诱所动,反而在党和国家最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与“四人帮”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为此,他们都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和摧残。耀邦伯伯受到无数次的揪斗,在烈日下弯腰低头,坐喷气式,肉体和精神上都经受了惨无人道的折磨。我父亲受到的迫害更为严重,不仅被批斗游街,还遭受了八年的牢狱之灾。尽管如此,两位长辈始终与丑恶势力作最坚决的抗争,如竹之坚,如松之劲!

  在我父亲蒙难期间,耀邦伯伯时时刻刻惦记着关心着他,给了我们全家极大的温暖。“文革”后期,为了解救父亲,我多次进京找耀邦伯伯。每一次,耀邦伯伯都要我转告父亲,一定要保重身体,要充满信心,要相信问题最终会得到解决的。他特别让我转告父亲,因为“四人帮”都还在台上,解决我父亲的问题比任何老同志的问题都要难。他对我说:“你父亲的问题如果要解决,现在看只有毛主席同意,没有毛主席的同意,你父亲的问题是难以根本解决的。”耀邦伯伯要我一定转告父亲,毛主席是我们崇敬的领袖、长者,对主席一定要认错,要实事求是地检查自己的错误……

  1974 年 9 月,我父亲根据我转述耀邦伯伯的谈话内容,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信刚寄出一星期,毛主席就对我父亲的问题作出批示,解除了“四人帮”对我父亲的监禁。

  耀邦伯伯多次让我转达对我父亲的关心和问候。有一次,我很担心地问他:“转达耀邦伯伯您的问候,当然我父亲听了会很高兴,但是在场的肯定会有很多专案组的人员,他们一定会打小报告上去的。”耀邦伯伯讲:“如果你担心,你就可以不仅转达我耀邦的问候,还可以讲上一大堆老同志的问候,比如叶帅、聂帅、徐帅,比方余秋里、谷牧,等等。”还有一次,耀邦伯伯对我说:“我就希望他们打小报告,最好他们把小报告打到毛主席那里去,我正担心这么多年毛主席把我耀邦忘了呢。”

  1975 年 10 月,在小平、叶帅、耀邦等老同志的关心下,我父亲离开了阴云密布的上海,来京等待安排工作。在小平同志住处,小平同志对我父亲嘘寒问暖,关心备至。期间,小平同志特意问我父亲,去看了耀邦没有。可能在小平同志、叶帅等老一辈革命家心目中,耀邦与“阿丕”两位“红小鬼”永远是一体的,是密不可分的。

  由于当时“四人帮”阴魂未散,重新出来工作的我父亲只有去云南或青海两个选择。耀邦伯伯对我父亲说:“现在形势还在变化,不可能让你一直在云南工作的。好久没工作了,抓住时机,无论干什么,先去。”于是,我父亲毫不犹豫地选择去云南工作。

  从热血少年成长为受人尊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耀邦伯伯和我父亲两位前辈的革命实践,给我们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我在翻阅两位父辈的传记和交往资料过程中,常常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除了永垂青史的传记和人民咏述的口碑,他们还给我们后人留下了什么?尤其是他们从少年时代就投身革命,并长期从事党团工作的独特经历,对当代青少年的成长及年轻干部的培养会有怎样的启示呢?至少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永远忠实于党和人民,凡事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是父辈革命家最可贵的品质。

  耀邦伯伯和我父亲少年时代就离家投身革命队伍。部队就是他们的家,人民就是他们的衣食父母,党就是他们的主心骨。这种特殊的人生经历,在他们身上烙下了“人民的儿子”印记,使他们一生一世对党无限忠诚,时时刻刻与人民群众心连心。可以说,他们对党和人民的忠诚与热爱,绝非浮现于表面上,而是深入至骨髓里。在他们的灵魂里,在他们的心里,负载着社会的生活。他们为社会的苦难而痛苦,他们为社会的幸福而感到快乐。

  他们勤政爱民的事例实在太多了……仅以批阅人民来信为例:据《人民日报》 1985 年 9 月 9 日披露,耀邦伯伯自 1979 年 1 月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和中央总书记以后,到 1985 年 7 月的 6 年多时间里,共批阅人民来信 2000 多件,平均每天都要批阅一封人民来信。我父亲辞世后,我们在整理遗物时,也发现了他珍藏多年的千余封人民来信。我父亲对这些来信都做了批复或批转,其中作了亲笔回复的约有一半……

  “心在人民原无论大事小事,利归天下何必争多得少得”(耀邦伯伯改写的一幅对联)正是基于对党和人民同样真挚、炽热的情感,两位父辈革命家的成长经历才极其相似,他们都留下了同样精彩的人生轨迹。

  胡锦涛同志指出:“实现人民的愿望,满足人民的需要,维护人民的利益,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先辈们已为我们树立了典范,他们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上,真正做到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他们称得上是我们实践“三个代表”的光辉榜样!

  ——善于学习,勇于实践,是父辈革命家由“红小鬼”成长为党和国家之栋梁的关键所在。

  耀邦伯伯任团中央第一书记时,年仅 37 岁。我父亲主持上海市委工作时,也只有 36 岁。是自少年时代就献身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革命实践,以及勤学好问、博闻强记的苦学精神,铸就了两位父辈革命家撑起千钧重担的钢铁之躯。

  耀邦伯伯和我父亲都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家庭没有为他们的成长提供任何优越条件,他们参加革命时,学识浅薄,甚至只称得上是热血少年。但是,他们在革命奋斗方面,有着超人的意志品质,尤其表现在对文化理论知识的渴求上。他们酷爱学习,善于自修。无论是在战火的间隙,行军的马背上,还是在延安抗大的窑洞里、办公室和起居室里,他们总是手不释卷,刻苦钻研,屡受毛泽东等革命导师的称赞。“自小事长征,到老气更旺。”(耀邦伯伯语)热血少年就是这样成长为才华横溢、思如涌泉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

  耀邦伯伯有两句名言,使我终生难忘。一句是“干部就要干,战士就要战”,强调的是投身革命实践对年轻人成才的重要性。另一句是他任团中央第一书记、我父亲主持上海市委工作期间,一次针对上海青年工作的感言:“思想是‘解放牌',干劲是‘永久牌',决心是‘无敌牌'!”耀邦伯伯以当时上海市的几件名牌商品作比喻,鼓励青年一代奋发有为、自强不息,从另一方面看,恰恰也是他们这一代革命家矢志成才的真实写照。他们的革命实践验证了这样一个道理:年轻干部的培养有一条规律,那就是早压担子早成才,不压担子不成才,多压担子多成才,担子越重,成长越快。

  ——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父辈革命家征服一切艰难险阻的致胜法宝。

  耀邦伯伯和我父亲在一生的革命实践中,有幸共同接受了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言传身教。老一辈革命家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以及为实现这一崇高理想而练就的优良工作作风,深深嵌入耀邦伯伯和我父亲这一代人的脑海,使他们终生受益。

  正是为了做到实事求是,耀邦伯伯和我父亲在长期的革命工作中,养成了见善而学、见善而从、从善如流、从谏如流的品格,形成了敢说敢为、疾恶如仇的鲜明个性。

  正是为了做到实事求是,耀邦伯伯和我父亲一生遵从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马克思主义原则,格外注重调查研究,任何时候绝不盲目“刮风”、“跟风”。

  耀邦伯伯堪称我党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典范。全国的 2200 多个县市中,他到过的有 1600 多个,跑遍了大半个中国。我父亲因在地方工作时间较长,没有跑过这么多地方,但下去搞调查研究已经成为他的工作习惯。记得 1975 年 9 月,他被“四人帮”横加的八年牢狱之灾刚刚结束,就抓住来之不易的工作机会,拖着病弱的身体,深入农村、工厂搞调查研究……对于父辈革命家而言,他们把了解客观实际情况当作一切决策和行动的出发点。

  耀邦伯伯曾经说:对担负领导工作的人来说,最大的危险就是脱离实际。如果轻感性知识,理性知识不同感性知识相结合,那是很危险的。要经常到下面跑一跑,了解新情况,研究新问题,重视感性知识的积累,这样,思想才不会停滞。

  越是接近客观实际,就越接近真理。在上世纪 70 年代末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中,耀邦伯伯和父亲旗帜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再次成为一个战壕里的战友。是什么魔力让他们两个人在屡次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中肩并肩地站在一起?是相同的革命理想使然,是同样的革命信念使然!

  父辈革命家们虽已相继离我们而去,但他们的革命风范永存。他们对人类社会寄予的美好理想,正在通过我们以及更年轻一代人的双手化为现实。他们忘我奋斗、自强不息的革命精神,勤政为民、从善如流的高尚品质,以及实事求是、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将激励着我们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不懈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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